“讀經”，又稱“經典誦讀”。1994年，台中師範大學語教系王財貴教授在臺灣發起青少年讀經運動，倡導教育從讀經開始，主張利用13歲以前人生記憶的黃金時期，讀誦中國文化乃至世界一切文化的經典，提昇文化修養，以健全的人格、道德和智慧投身於社會。“讀經”教育一經倡導，便在臺灣得到廣泛的響應。後經南懷瑾、楊振寧等諸多有識之士的倡導和推動，大陸和臺灣、香港地區乃至北美、東南亞華人社會均開展了兒童讀經活動。6年來，臺灣已有100多萬兒童誦讀經典,香港也有上萬名少年兒童在學習中受益。據統計，北京、上海、天津、南京、武漢、深圳等地至少有120多萬兒童先後投身其中，受其影響的成年人超過600萬人，武漢、南京等地甚至一度出現青少年讀經熱。
日前，兒童讀經的首倡者王財貴博士來深圳演講,本刊記者採訪了他。
本刊記者（以下簡稱記）：在採訪之前，我們曾經收集和瞭解了一些關于祖國大陸、臺灣、香港等地青少年讀經情況的報道。我們看到，由于您的首創，越來越多的華語地區的青少年兒童正受到“讀經”運動的影響，我們想知道，讀經的“經”所指的是怎樣一個範疇？選擇的標準是什麼？
王財貴（以下簡稱王）：經就是經典，是指具有典範性、權威性的著作，是經過歷史選擇出來的“最有價值的書”。
人類已有數千年的歷史，經典是人類歷史長河中大浪淘沙、逐步篩選出來的寶貴典籍，這種數千年篩選是需要巨大成本的，但它是一個自然選擇的過程。假如我們重新開始篩選，那麼即使運氣好的話，恐怕多半也要讀破萬卷之後才可能明白什麼書最好，那時候我們的頭髮可能也白了，還談什麼讀經？我們優選誦讀內容，一開始就集中精力誦讀最經典的文獻，就會使文化重演達到最經濟、最科學的效果。
記：您倡導兒童讀經，足跡遍及世界華語地區，到處作義務演講，無疑已經把它作為自己一生的重要事業。我想，這肯定已經不是一個讓少年兒童讀什麼書的問題，也肯定不僅僅是教材改革層面的問題。您應該有一個更為統一和完整的想法，對嗎？
王：是這樣。我們認為，誦讀經典是一種科學、經濟的文化遺傳方式。由于遺傳包含或者推動著創新，誦讀經典同時也就是文化創新的重要方式，兒童誦讀經典就是如此。我很高興，我們的這種看法正被越來越多的人認同。
依據生物重演律的假設，兒童會重演人類發展的歷史，包括人類的文化發展史。人類的文明靠語言文字交流、記錄、傳承、更新，最初祇是口頭語言，並沒有書面語言。由于沒有書，口頭語言將生產生活的經驗、知識傳承下來的方式，就是靠背誦。比如各民族的古代史詩，最初都是口頭創作、口頭傳誦的，那需要極好的記憶力。可見初民首先要鍛煉記憶力。這種能力在孩子身上得到重演，小孩子記憶力比大人好，因為剛開始學習講話的小孩子相當於處在口頭語言時代的初民，是創造、學習、鍛煉口頭語言的最好階段，他們大量重複地使用口頭語言，並在重複使用中鍛煉口頭語言能力、記憶口頭語言和其中的文化內容。當然，這祇是一個表面的問題，那就是兒童能夠成為承接文化遺傳的最好的載體。
南懷瑾先生曾經提出，要創建“中國斷層文化重整工程”，因為這關係到國家和民族的命運。這個工程的主要內容就是在少年兒童中倡導讀經運動。作為研究中國文化的知識分子，我們有一個基本的判斷，那就是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幾千年的傳統文化在一代人身上出現了斷層，這一點在臺灣表現得特別明顯。我們倡導“讀經”教育，即是希望兒童在其性向純淨之時，及早選取傳統中有高尚意義的文化教材以教養之。當然，教育是一個春風化雨、日積月累的過程。經典是最高的智慧，是聖賢之言，是民族文化精髓的結晶，誦讀經典可以將智慧和德性融為一體，通過口誦心思，日積月累，來完成個人文化道德修養的積累和提昇。
我在接受臺灣媒體採訪時曾經說，從人性的根源、教化的核心來說，教育的這種革新是當務之急，是“固本培元”的工作，雖然收效在十年百年之外，但“今日不做，必貽明日之悔”。
記：您最早產生這個念頭的動因是什麼？它與您曾經在台中從事國小教育有關嗎？或者說是您對臺灣教育現狀的反思促使您產生這一念頭的嗎？
王：產生這個念頭很早，那時我在台中逢甲國小任教，我做過這方面的實驗。第二次則是在10年前，對自己的四個小孩進行這方面的實驗，有個好朋友也把女兒送來一起學。實驗証明，孩子沒有透過現行的先理解再記憶的啟發式教學，只憑著古文的音律之美來背誦，興趣並沒有減低，而且經過一年半載，對文字的敏銳度和鑒賞力都提高了。
記：從媒體報道的情況看，臺灣的教育存在著一些問題，比如犯罪率居高不下的問題，一些有責任感的學者對目前的語文教材感到不滿和擔心問題，等等。我們想知道，您身體力行地倡導兒童讀經，同這些有關係嗎？
王：在臺灣的確有許多學者對臺灣目前的教育現狀和趨勢感到擔憂。我們把目前的這種趨勢叫“去中國化”的傾向，就是漸漸遠離文化傳統的影響，割斷同文化母體的聯繫，教材也越改越簡陋，缺少文化的內涵和對心靈的陶冶，祇有知識的、技能的訓練，重視了科技方面的教育，但忽視了精神層面的教育。
我在各地的講演中多次說，“成人”之所以是成人，不僅僅是身體的長大，更重要的是心靈的長大，具有相應的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智慧和思想的內涵，否則，無異於侏儒，一種文化的侏儒。現在，我們放眼望去，這樣的侏儒實在太多了。試想想，中華民族的子孫連反映自己祖先文化成就的書一本也沒看過，甚至連打開翻翻的勇氣都沒有，不是文化的侏儒是什麼？
這種文化上的侏儒症直接帶來的就是道德的淪喪和良知的缺失。正如你所說，近年來臺灣的教育水平在提高，高學歷的人才在增加，但犯罪率卻越來越高，甚至連小學生都在犯罪。每年的暑假都會有“犯罪熱”，警察都要加班。我這次來大陸之前看到報道，一夥中學生深夜飆車，有人在路上攔截，竟然用刀砍死。問他為什麼？他說，“為了我痛快”。
倡導兒童讀經是來自對人性根源和教化核心之體察，當然自有其良苦的用心。一個孩子一出生，大體應該是一個健康的善民，後來之所以成為罪犯，是不良的教育使然。我想，普遍恢復讀經的風氣，從兒童期就給孩子“讀經”，肯定有助於恢復國民的良知和善心，有助於社會道德水準的恢復和提昇。
記：下面這個問題可能是一部分人的擔心。因為從形式上來講，讀經很容易使人產生聯想，那就是它很像中國傳統的私塾式的教育。而現代教育對舊式教育否定的重要理由就是，它的教學方式是“填鴨式”的，它的教學內容往往是帶有封建色彩的，它所教出來的學生有可能成為“書呆子”。當然，我們未必同意這種看法，但我們想知道您是如何看待這些問題的。
王：教一個民族的幼苗接受其祖先的智慧的熏陶，是天經地義的事。但是，在這個時代裏推廣這樣的讀經教育，卻備受質疑與責備。你剛才所說的，就是這些質疑與責備中的幾種。在今天讓兒童讀經，與過去的私塾是完全不同的，因為環境已完全不同。說“讀經”教育是“填鴨”，是所謂“引喻失義”。因為我們說“讀經”，是讓兒童糊里糊塗把經典“背下來”，而兒童正是處於理解力糊里糊塗而記憶力相當發達的年齡段，“背書”正是他的“正經事”，他的拿手。“填鴨”，是鴨胃小，吃不下，硬填，填了不消化，現在，兒童背誦的能力強得很，好像一頭有四個胃的牛，填多了，他會慢慢“反芻”。所謂厚積薄發就是這個道理，背了很多的經典，也許在眼前是沒用的，但有一天，這些經典的力量就會發散出來，有利於他們成就學業和專門的研究。至於說會成為書呆子，這是不可能的。過去的學生除了古文的學習就沒有別的了，所以長大會成為“書呆子”和“冬烘先生”。現在不一樣，資訊那麼發達，讀經祇是很少的時間，怎麼會成為“書呆子”？
倒是現在的語文課很成問題。就那麼幾篇文章，又沒有幾篇經典，分析來分析去，要分析一學期，歸納起來不外是中心思想、段落大意、寫作技巧、修辭手法等等這一套，有人戲稱為“文章八股”，但是居然要作為標準答案考。既然是標準答案，又要考，自然就需要背誦了，從小學到大學，甚至到研究生、博士生，文科一直大量地背誦這些東西。過去，我們有篇小學的課文是這樣的：“喔喔喔，我們上學去；叮噹叮我們放學回。”就這樣一直“喔喔喔”和“叮噹叮”下去，我們上完小學，又上完大學，到研究生了，自己本民族的語言、母語還是學不好，文章寫不出來，畢業論文學位論文急得團團轉，經典文獻在哪裡找不到，因為平時盡看二流三流資料了。
記：“讀經”這個詞給人的另一個聯想是“五四”時期的著名論爭。當時有許多文化巨擘是反對讀經的。比如，魯迅和胡適之先生就反對讀經。一位當時的學者給青年人開書目單，魯迅就曾經給予嚴厲的批評和嘲笑。這雖然是上個世紀初的事，但我想，您不可能不對此作反思和關注，因此我們仍然想知道您對此的看法。
王：五四時期許多文人之所以持“反傳統”的心態，是與當時中國的社會現實有關的。雖有合理的一面，但今天看來仍然偏激。本來，“反傳統”，如果是“反省傳統”，則是表示一個民族的要求進步，這是任何一個有活力的民族常要做的事。但“反傳統”如果變成是無條件的“反對傳統”，乃至於必須“消滅傳統”才甘心，那就不同了。“消滅傳統”只能使一切傳統的傳承汲取皆失其根源。如果說昨天是從“根”拔起，那麼今天我們推廣誦讀經典即是要從“根”救起。
記：我們注意到臺灣媒體對您的稱謂，“新儒家”學者。著名的文化學者湯恩比和池田大作先生在談到世界文明古國衰落的原因時有一個觀點，他們認為中國之所以沒有重蹈古埃及和古羅馬的覆轍，一個重要原因是儒家文化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我想問的是，您倡導讀經運動，主張復興儒家文化，同增強民族的凝聚力、維護民族團結一統這樣一種願望有關嗎？
王：我完全同意湯恩比和池田大作先生的觀點。文化的復興，民族的團結一統是題中應有之義。